您的当前位置:首页正文

曾攀:心理图示、空间诗学与地缘文化——关于“新海洋文学” | 天涯·研究与批评

2024-11-14 来源:学路情感网

天涯微信号tyzz1996

天有际,思无涯。

投稿邮箱:tianyazazhi@126.com

《天涯》2024年第5期

心理图示、空间诗学与地缘文化

——关于“新海洋文学”

文/曾攀

饶有兴味之处在于,当下海洋文学书写重新焕发生机,首先得益于文学地方性的探讨。杨庆祥定义“新南方写作”的概念时,提到所谓“海洋性”:“‘新南方写作’的海洋性指的就是这样一种摆脱‘陆地’限制的一种叙事,海洋不仅仅构成对象、背景(如林森的《岛》、葛亮的《浣熊》),同时也构成一种美学风格(如黄锦树的《雨》)和想象空间(如陈春成的《夜晚的潜水艇》),与泛现实主义相区别,新南方写作在总体气质上更带有泛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色彩。”(杨庆祥:《新南方写作:主体、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》,《南方文坛》 2021年第 3期)从“新南方写作”延伸与衍化开来的关于海洋的书写,正因其博大澎湃而难以规约,也因其驳杂繁复而充盈着异质与异数。在这其中,海洋文化的对撞与融合、热烈与凶险、丰富与浩瀚、浪漫与现代,等等,都能够指示一种浩瀚无垠的宏阔生命,以及在流动中抵达无限可能的空间美学。由此形成的“新海洋文学”,也许意味着个人史、地方史与国族史乃至世界史的交汇。

王德威将“新南方写作”最引人瞩目的地理特征视为“海洋”,“海洋的深邃与广袤,还有航行指向的冒险与未知,萦绕在写作者心中”,在“南方以南”的地理区域划定中,海洋面积之广袤可谓得天独厚。王德威倚重巴斯威特的“潮汐论”、葛力桑的“群岛论”,指出潮汐起落和板块碰撞之间的南方新变,恰似对应着文化中心论与文化辩证论的简单化理解,“巴斯威特的‘潮汐论’以海洋潮汐韵律为灵感,想象岛屿(和岛群)文化非线性的、反轴心的、跨国境的开放律动,正与源自欧洲大陆的、无限上纲的‘辩证法’针锋相对。葛力桑则提醒大海散布的岛屿,自成文化与社会;岛与岛之间的所形成的若即若离的脉络,与时俱变的关系”。因之潮汐的翻滚流动,海水的居无定形,如陈春成“夜晚”之“梦游”,漫游于毫无边际的洋流与宇宙,生发出地缘文化的形态与变形(王德威:《写在南方之南:潮汐、板块、走廊、风土》,《南方文坛》 2023年第 1期)。

本人也曾谈及海洋写作的心理向度以及精神伦理命题,指出当代海洋文学既是对象也是镜像,“映射出更为深刻的生理和心理、死亡与存在、他者与自我、历史与当下等的多重对照,此外还在叙事结构的交错熔铸中,凝而聚为一种方兴未艾的磅礴气象”,这不仅是一种新的地方路径和灵魂图示,“大海涌动着历史与岁月的印记,折射出精神的跌宕与守持”(曾攀:《汉语书写、海洋景观与美学精神——论新南方写作兼及文学的地方路径》,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》 2023年第 1期);而且意味着空间诗学的新拓——海洋固然代表着一种异质性空间,“同时也可以说包孕着新的地域整合与地缘想象,那里当然不乏作为文化场域与竞争抢滩的多种可能,也可以包孕新的家国想象和世界书写,因而我更倾向于将海洋文学视作一种意义装置,其催生了不同于既往的地理意识与空间想象,并且创造出新的主体经验和未来维度”(曾攀:《空间诗学的开拓与地方叙事的新探——关于当代海洋文学若干问题的讨论》,《海峡文艺评论》 2023年第 3期)。但也需要指出,“海洋性”不等同于“海洋文学”,当下的海洋书写也未必具备新的质地,对于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的海洋书写而言,有必要提出“新海洋文学”的概念,以此重新思考海洋的新质与新义,特别是在“后全球化”语境之中,以及基于当下文学地方性浪潮而生发的新的海洋写作,如何通过“海洋”及其文学所构造之“新”,穿越内在精神的迷障与地方文化的局限,重新勾连和构造新世界主义的想象,显得尤为重要。

值得进一步探究的是,海洋带来的新的边地 /边界 /边缘视阈,与陆地的地域和疆界之史观多有不同,从地方文化到地缘政治,从海上风物到情感结构,“新海洋文学”都显现出可观的异质与包容,苍茫大海中的相遇与遭逢、交互与交锋、恐惧与超克,更成为文化多元主义的重要载体,也趋向于文化辐射力以及价值输出的可能性;不仅如此,海洋的存在及其在不同地缘环境中的延伸、折叠、变形,于不同地域文化而言,都意味着一种广博而独特的链接与融合,板块的勾连及其激荡生成的风土情势和人文想象,不仅对应着翻涌变幻的美学形态,而且地缘的摩擦及文化的碰撞,往往带来种种撕裂、重组、再造的可能。

以往文学中的海洋,固然也对地方元素有所映射,但以“地方”涵括海洋,似乎另有新意。这里的问题在于,地理上比单一“地方性”还广阔的海洋,何以为“地方”的诉求所关联甚或涵盖?准确地说,在讨论“新南方写作”的过程中,海洋与地方相互交错又彼此延伸,“地方”视阈中的海洋,在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的启示意义为何?地方性的“写作”在这种地缘情状下如何激活“海洋”的新生与新义,又或者说,文学地方性在何种意义上将“海洋—岛屿—半岛—海峡”的诸种形态,激荡出关乎地理 /超地理的当代意义。

这里将通过“新海洋文学”的主体经验与心理图示,透析一种具有当代价值的诉诸风物与人文的空间诗学,围绕其中之跨域、跨界以及跨越——又或如王德威所言之“跨越、逾越与穿越”(王德威:《写在南方之南:潮汐、板块、走廊、风土》,《南方文坛》 2023年第 1期)。——在区域文化与地缘政治的对话中,探究这一概念本身所蕴含的开放性、联结性、想象性与未来性等意义形态。

从当代海洋书写的众多可供探讨的文本可以见出,“新海洋文学”首先构筑的是一种极富当代人心史的情感结构,在彰示主体性、经验性及基于此塑造的文化性征上,都呈现出非同于既往海洋写作的形态。其中既不缺乏自我的召唤,试图构设海洋界域中的新的经验主体;也在排异与包容中,投影出文学地方性中的种群、民族、家国的情感纵深。

林森的小说《唯水年轻》中的青年主体,浸润着南中国海的风俗与风物,关于海洋的“诅咒”成为其无法磨灭的禁忌,“海不扬波”既是赶海人美好的愿景,也是矢志不渝的航海梦想;《海里岸上》的船长老苏,怀抱光荣与梦想,也曾守护家国与主权,林森在“南方以南”的“太平洋与大西洋的开放性门户”中,见证并描述了真正的“海洋性”,那里有漂荡或沉没的航船,更有克服畏怯、超越现实的航行者,其中不断浮现的是几代人的坚守,也是南方青年的心之所向。

林棹的长篇小说《潮汐图》更是将人的主体与作为物的主体的巨蛙并置,从广州到澳门再到英国,不同的视阈在海洋的漂泊不定中不断挪移,然而却也因此形成冒险与安稳、变幻与幻灭、战争与和平的多元视角,这是一种源于晚清中国之巨蛙的异质性象喻,同时也由于海洋的流动和区域的转换,不断塑成新世界主义的理念与景象,如此确乎映射着百年来现代中国乃至世界发展史的精神图示。

李师江的长篇小说《黄金海岸》写的是东南沿海的滩涂现实,故事中的新人形象李师海充满了闯劲,尽管走了不少弯路,但是心里的那团火始终燃烧着,感情上坦荡豪迈,事业上也不认命不服输,发奋图强有所作为;与此同时,海燕也是有情有义的女性形象,几次三番帮助李师海,自我意识和情感守持也在此过程不断生成。李师海创业失败,成为一个悲剧英雄,历尽曲折艰辛之后,直到第三年,他的对虾养殖才得以成功,由负债得以翻身,然而在这其中的挫折和磨难始终如影随形,这是一代人的奋斗史与心灵史的表征。

杨映川的长篇小说《独弦出海》,塑造出了一群京族青年的形象,他们求学归来,在“南方以南”的北部湾思考海滨城市的文化方略,无论是其中关于海水堤坝的科学设计,还是关于海洋与半岛的情感心理,在这个过程中建立自身的理念和价值观,尤其是在边地的北部湾海,少数族裔对于边疆海滨之城的现代化构想,颇能见出一种想象性的美学见解以及亚热带海洋的风物与风格。

孙频的中篇小说《海鸥骑士》,写父一辈与子一辈的疏离、沟通以至融合,大海与陆地代表着两个迥然有别的世界,小说写到父亲在陆地上几乎没有朋友,甚至语言能力都退化为古生物。“可以一整天不说一句话”,他代表的是海洋之子的心理,两个世界的碰撞,对人内心的震荡甚至撕裂所在多有。小说提到父亲从海上回来,也曾试图做一个“陆地生物”,从生灵到生物,并不是刻意贬低,而是揭开另一种人生,打开另一种生命的类型和精神的状况,“父亲看起来干旱而笨拙,如一只刚刚开始进化的史前动物,离开海洋 ,误人了陆地,言语变得愈发稀薄了。人际关系的周旋使他看起来愈发干旱愈发史前,古老如一只鲎,我时常想在他身上浇些水 ,怕他会在陆地的社交中干渴而死”,他们的生存意念、认知系统和话语方式,都与一般意义上的陆地生物迥异。他们往往被视为蛮荒,也不得不忍耐空寂的折磨。小说中,在海陆之间看船,成为了“我”和父亲的唯一交集,而书信的往来则是母亲与父亲的有效沟通。这样也就使我有了一个“幻影父亲”,在“风和云居住的远方”,我们采取既实又虚的方式形成或隐或显的交流。随着父亲的跳海失踪,“我”翻来他的遗物,第一个日记本是他的海上日记,更多的是写实。第二个日记本是他记述的海上传奇,多与海难相关,但均为虚写。第三个日记本“贴满了不知从哪里剪下来的各种名画和印刷品”。在其中,能够见出作为海员的父亲的爱好,或曰寂寥。父亲的经历震动了“我”,“我”也下决心要追随父亲的脚步,去大海做个水手。于是海洋视阈便从间接经验进入了直接经验,而两代人的精神沟壑也不断填平甚至出现了某种超越性的灵魂交汇,更在陆地与海洋的切换中推动过去、现实和未来的多维度转圜。

周嘉宁的《浪的景观》恰如其分地将中篇小说的能量和意义释放了出来。在她的写作中可以见出中篇小说的合法性与主体性,其不是要写宏大历史或者个人史,却是凸显一个横断面,但又不是精巧的卖弄技艺的短篇感,而是于焉彰显中篇的跨度与深度。具体而言,中篇小说有非常钝感的元素在,不是锋利的,也不是厚重的,而是浑浊的、迟滞的,回应历史的局部纠葛与主体的丰厚细节,从回答一个问题变为回答一系列关联性问题,甚至包含杂乱无章的及秩序凌乱的问题,对应一个时代的泥沙俱下的文化与荒芜混沌的思想。她的小说时常对焦“浪的景观”:“太冷了,只有我们两个人走在栈道上,四面八方都是海,岸边的浪泛着白色的泡沫。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海,然而我不知怎么的,感觉乏味,不为所动。”浪是一种漂移的美学,有浪则必然有风,那是个体性的风格与时代性的风气,从而形成浪的形状或景观。浪随风起,形成自身的规则、形状和运动方式。表面上是海水中漂浮地移动,实际上显示着浪潮的日夜冲刷,在沙滩上、沙地里留下深刻痕迹,更不用说对礁石的碰撞与塑型。不得不说,《浪的景观》回到人的处境,回到历史的暗夜与光明,景观是中性的,而个体心灵图示的景别却具有极浓重的主观性。海浪的景观有时却容易形成危险的浪潮,带来冲击性乃至毁灭性,但毋庸置疑的是,浪是具有浮力的,能够将人及其灵魂推向远方,当然也需警惕其将人吞噬,使人沉没。不仅如此,在周嘉宁那里,现实的阻滞倒逼着写作者重新回看历史,施行对于实用主义的时代、封闭的与撕裂的现实、缺乏自我的怀疑与外部等的反省。比如《再见日食》里面写的“世界正在变糟”,而于此时,更为紧要的在于重整内心的序列。周嘉宁触及了世纪末的精神难题与文化回响。那是一个时代之“浪潮”汹涌而至的年代,也是承前启后的开放时代,如浪涛之汹涌充满种种可能性。与此同时,周嘉宁在小说中通过作为景观的“浪”,为同代人预设了一种集体记忆,成为某种共同体的底色、基调。在无用与无聊之中,却多是自由和自在,那是非功利性的,具有游戏化的性质,如此不就是审美的本质吗?我们将自身放空,经历空旷和虚无,蹉跎着年岁,却有无尽的渴望,游离于系统之外,仿佛无所依傍,却又处处“体”验与“体”悟着生命本身。由是如“浪”之景观,形成新的游荡者美学。“这个想法在指挥部引起轰动,我想令我们多数人神往的并不是演出本身,而是与朋友们一起度过法外之徒的时光。在山里,在海边,飞沙走石,彻夜狂欢。”周嘉宁的小说擅于营造世纪末青年的精神状况,从经海之浪潮,流荡而成个体的经验和心理的情态,外部世界的风驰电掣与内部心灵的波澜起伏若合符节,并通过“浪”的回荡和激荡而不断地联络、链接、连结。

三、

“新海洋文学”常常意味着重塑一种话语体系和美学风格,因为海上的世界自成一体,陆地与大海不同的地缘空间,决定了海洋叙事的重要及其生成全新意义和特异诗学的可能。在这里不仅要关注写海洋的什么,怎么写海洋,更需关心通过海洋营构怎样的文化空间。从这个意义而言,海洋是一个支点,借此可以撬动更多的“板块”,更能激荡浩繁的美学浪潮。

这样的海洋文学书写时常蕴蓄出一套新的整体性的话语体系,如夏曼·蓝波安在《大海浮梦》中提到的,陈老板请了一位教授谈论关于南岛民族的迁移史,但是教授“只是在捍卫西方人类学的纸上理论,没有阅读过南岛民族的航海民族志,满口学术语言,却不懂星星、月亮的语言,不值得参酌……”而陆地上的人们对于海洋的误解同样显明,“陆地的想象力常常把一海里视为平面纸上的一毫厘,放大人的汪洋上安全的密度指数,浓缩降低骇浪的险恶”(夏曼·蓝波安:《大海浮梦》,见王德威、高嘉谦编《南洋读本》,台湾麦田出版,第 448450页),对于海洋的误读比比皆是,原因在于相互的参照系统亦多有不同,对于伦理的指认以及精神向度的量度,也能见出相当的差异性。小说是在大海中寻觅浩瀚的星图,仿如无法复刻的唯美艺术,那里充溢着信仰的宗教以及向往的生活。在浩如烟渺的大海,人的灵魂深度及其与天地自然的沟通,形成了新的文化参照。在漫无边际的航船中,生存与死亡的伦理观念都是可以颠倒的,繁杂的现实与幻化的诗学随时可以在星辰大海之间无缝切换。毫无疑问,这是一部深具海洋意识与海洋精神的作品。

如前所述的林森“心海”三部曲系列小说写出了父辈与子辈、传统与现代、海上与陆地的多元对照,那是浓郁繁复的南方风物风景描写,也包含伦理与生态的地方性表述,建构出内在的成熟、自足、自省的话语系统,在修辞风格与叙事格调上,讲求整一性的与总体化的调性,不同的地方风俗、方言习惯、心理境况等,于焉得以熔铸、转化。值得一提的是,林森的小说很多风物的、景观的、生态的表述,和小说内在的伦理、价值、人性等的传递是若合符节的,对于当代海洋文学而言,关键还在于有没有形成一个合乎逻辑、合乎情理的整体性叙事结构。事实上,林森的“心海”三部曲,以南中国海为容器和场域,探求的却是当代人的情感结构,以及他们精神空间的畏惧和守持,其对大海的无限向往反而造就了某种精神的图腾,在敬畏与崇高并置的灵魂叙说中,能够体认命运的归属感与心灵的认同感,这是一种新的空间性、价值观和意义感的创生历程。

王威廉的小说《鲨在黑暗中》,在海洋与人世、生物性与人性之间形塑了一种颇具意味的参照:

他愣了一下,随即点头:“深海中的一切都是原始的,那里的某些生物甚至都不能叫作生命。”

“那里才是真实的吧,人类都太虚伪了。”我盯着他的眼睛。

“当然,因为我也是人类。”

“你总把人类挂在嘴边吗?”

“还放在心里,时刻牢记。”

小说中,海中之“鲨”被拟人化,更被隐喻化了。“鲨”的生存空间对应着人类的精神之所,就在其进化与蜕变中,形成批评性的空间经验,“海洋”和人的主体性时常如影随形,对看当代人最为宏观的存在性问题。

“新海洋文学”呼唤一种博大的海上史诗,以精到细致的风物、人文、信仰,如浪潮扑面甚或惊涛拍岸般,对撞 /碰击有关“海洋”本身的当代性征,并于一种地缘文化的映照中,不断显露自身的总体面貌。在文化联结与地方视阈中,以“新南方”的“海洋性”为例,无论是粤港澳大湾区、西部陆海新通道、海上丝绸之路、平陆运河、作为面向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对外开放门户的海南自由贸易港,以及东南沿海、海峡两岸和“新南洋”的文学写作,都能够呈现出不同地方和区域的交错融合。陈大为的诗歌《在南洋》:“在南洋历史饿得瘦瘦的野地方 /天生长舌的话本连半页 /也写不满……”诗人不禁感叹:“十八、十九世纪的婆罗洲,华人的足迹接踵而至,然而历史却渐渐饿得瘦瘦的。所有错过的、遗忘的能否在那会馆、茶楼,那唐山英雄中回返?混杂的历史、迟到的说书人,近百年的华人迁徙史,岂能一页道尽?”(王德威等编《南洋读本》,第 370-372页)南洋的历史或宏阔或幽微而难以尽述,对应着海洋书写中的磅礴尖锐,那些国族的史诗、生活的现场以及时间的繁复,都指向大海的茫茫深处与不可捉摸。

黄锦树的小说《迟到的青年》中南方的海洋书写同样独树一帜。人物主体身份的不断悬置与被误认,西方各式窥探中的“到达”与缺席,与那个神秘的青年踏海而至却又仿佛始终未曾到达的“临界”状态,超出了一般意义上南海书写的风物志,也超越乡愁式的与景观式的书写,在多元文化的交织碰撞中,“迟到”所引发的后之来者的世界性想象,代表的是新的空间诗学与地缘文化的重构。黄锦树的小说布满野性与腥臭味,那种充溢着亚热带气息的关于东南亚洋流的空间赋格,于真正意义上实现了陆地与海洋、身份与心灵、地域与世界的联结。在悬置 /悬疑中诉诸地缘政治的想象,也询此构筑当代海洋文学之“新”貌。

王安忆在《漂泊的语言》中述及马来西亚华人的生存境况及其信仰持守时,谈到一位小曼太太带她参观一座古庙,那是华人来到岛上筚路蓝缕开始创业的见证,“华人们乘着船,经过海上的风浪颠簸,九曲十八折地来到荒凉的岛上,唱着歌儿种植橡胶园,是一番什么样的情景?他们和这岛再也离不开了,这就是他们的家园啊 !我从小曼太太的话里忽然领悟了另一层不仅是退守民族后盾,还是进取国家地位的含义,这含义是一个积极的执著的认同。我不由想,这大约就是马来西亚华人的希望所在。民族是我们情感的源泉,而国家却是我们生存于这危机四伏的世界上的保障,它是现实的家园。没有国家,我们谁也不行”。海洋本身充满着地缘政治的属性,对于纠葛其间的人们而言,立锥之地也是立身之所,于文化的错杂交融中生存谈何容易,宛如置身无边的现实与未知的未来。而在此时,海洋却生成的是一种对于个人、民族、家国而言都至关重要的历史载体和现实依托。

总体而言,“新海洋文学”在心理图示、空间美学以及地缘文化等层面,形成了自身的丰富内质。在开放性、联结性、想象性和未来性中,推导海洋的地方属性与当代意义,在区域的整合与新的世界主义观念中,探询其可能路径与未知维度。

首先是开放性一方面对于陆地而言,进入海洋意味着更为广阔的界域和更为自由的想象,海阔天空与星辰大海的景观、景象,况且,航船大海间,人的心态、心理与心灵往往产生折叠、异变,“开放”既是地理场域的新景别,也是心理空间的新状态。既定的大陆型的理法与伦理,在大海深处往往遭受裂变;而文化间性的碰撞和融汇在海洋世界显现得尤为明晰,更遑论公海海域所释放出来的共同性与共享性。林棹的《潮汐图》将行迹遍及中西,思域亦是徜徉四海,巨蛙与人群、南北与东西、差异与同化,在潮汐的涌动之中没有阻隔。小说中的巨蛙始于中国的南部,却纵贯中西,于世界而言,那些航船已经抵达的地方,“新海洋文学”正在不断抵达。陈继明的《平安批》,“下南洋”的历史轨迹与使命中凸显的忠义、诚信、爱国,以及豪侠与仗义等传统精神内质,同时以海洋勾连不同文化的对话,以此作为新的世界意识与历史想象,这是在新的区域整合基础上形成的文化图景与主体塑成。

其次是联结性海洋具有一种虹吸效应,从文化的融通和界域的联系角度来看,地缘文化既是一种张放,也是某种拉扯与聚拢。而且,在新的世界主义及其全球性价值的辐射下,往往能够激荡出不同地理板块和航海区域的不同文化反应。《大海浮梦》中两个少数族裔的海上遭逢,思想、文化与信仰的差异性,被海洋的浩大驳杂,以及精神和文化上的惺惺相惜所融通。《黄金海岸》中不仅联结海峡两岸的当代历史,而且将东南沿海滩涂的辽阔与盛大展现了出来,其养活了一代又一代的人而堪比黄金地带,在那样的鱼米之乡,联系着纵横交错的复杂的当代地方史乃至中国史,尤其是时代呼唤价值的新创与新人的辈出,其中诸多人物都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精神意志,如此牵引着改革开放数十年来的奋斗史与成长史,同样意味着“海洋”与历史、与现实及与未来的“联结”。赵德发的长篇纪实文学《黄海传》首先在于见人、见性,以“我”穿针引线,主体性在文本中极为鲜明,在传主与叙事者之间构筑桥梁,共同诠释“黄海”的形象及其新生的姿态;其次是见时间、见历史之伟力,描述了一个史诗般的“黄海”,尤其是近现代以来,十九世纪末“黄水洋”正式改称“黄海”,清朝后期要建海军,对海洋的认识有所提高,海洋学知识渐渐普及,对海域也采取了精准命名,然而却与现代中国一般沉浮跌宕,构成了时间与历史的隐喻;再则是见天地,创生阔大的境界与深刻的见识,同时也对海洋怀抱着无尽的热忱。作品勾连黄河与长江,勾连中国文化与历史,勾连民族与大地,“海不择细流,故能成其大”。

再次是想象性海洋及其航行现实所内置的漂浮和漂泊状态,在不稳定的摇晃以及未知的浮游中,容易在精神层面滋长丰富的想象;加之不同区域或航海过程的主体于漫长时段与局限空间中的交互,以及海洋所涵纳的不同风情与风物的交织,从而激荡出特异而丰盈的想象;并且海洋本身的无边际性与不确定性,在美学上同样易于生发超拔于实在界的变幻。我本纯洁的长篇小说《沧海归墟》亦实亦虚,描绘了陆扬、陆远征、赵卓娅、沈学兵、邵总以及小可、萧敬、琼等人物群像。其中陆扬所控制的新月号,在某个时间点,仿佛与百年前的人和事物产生了强烈的共鸣。小说描述的沉船之内,死一般的寂静,鲸的身躯仿佛比下方的沉船还要大一些,它是海中的庞然大物,移动时就像是一座小岛,所到之处,自然而然地生出了强大的压迫感,那不仅仅是体型所带来的对比,还有一种难以言尽的想象。陆扬的新月号、萧敬的银河号,包括反派小可的星空号,竞相追逐,没有阻隔。这是在现实和科幻之间游弋的海洋书写,与沉船相遇,与历史相遇,与鲸鱼相遇,与那个不断成长的自我和青春相遇。那些鲜活肆意的青年群像,颇有青春小说的内涵,将海洋从抽离的想象导引至当代生态观念,同时经由动物叙事、家族叙事、青春叙事以及商战、海战等元素,激活传统的海洋资源而想象性地赋予当代意义。

此外还有未来性海洋的不可知与不可测,包括从浩瀚无边际的大海之上,足够广博的知识、景观和文化,及其所涌动那可供畅望的辽远壮阔。也就是说,海洋能够形成一种推离传统与现实的媒介,从前沿而至前瞻,眺望无法触及、只可遥想的远方,又或是以幻想、科幻以及超越性的视阈,跃迁至可以预见或不可行至的未来。陈春成的《夜晚的潜水艇》中,作者将想象力视为人类进步的源动力,而且以极富于隐喻性的“潜水艇”,投掷于幽深而神秘的“海洋”及其开辟出来的新的想象空间,那是一个陌生而未知的世界,亟待超验的充满想象的方式相与撞击,以开辟平行界域中的诗学幻术和空间想象,最终真正推动世界向前、向上。此外,从当代海洋文学的生态话语角度,亦是探询“新海洋文学”写作的题中应有之义,福岛核污染水排海等引发的世界命题和忧虑意识,在人类社会可以想见的未来中,将长期面临海洋生态环境持续恶化,并且由此带来地缘政治的复杂挑战。从这个意义而言,“新海洋文学”是及物的与充满现实感的,其确乎将承担某种使命性的存在,将关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意识具象化出来。

总之,“新海洋文学”首先意味着创造另一重异质性的空间,另一处精神的伦理,也时常推及另一种价值和信仰;其往往牵引着当代人的情感结构与精神扭结,而且在新的文化形态、地缘政治和世界局势中形构新的世界主义意识;不仅如此,浸润着地方性的“新海洋文学”出现了于曲折中塑成的复杂立体和丰富界域。地域形态中的方言、风物、习俗,构筑的是海洋文学的内涵和外延,从地方出发,饮食起居、习俗信念、出航做海、文化引连,凸显的是当地传统与当代历史,以及于焉形构的多元文化与区域联系。

“新海洋文学”依托的自然是书写海洋及其周遭景象,更在于回应新问题、塑造新人物、创生新文本,在个体与群体、民族与国家、地方与世界之中,注入当代性、联结性、想象性与未来感,更准确地说以自身之博大广阔和深邃复杂,对照当代人之精神世界的芜杂繁复,更指向将来世界之多维构象和无尽可能。

作者简介 曾攀,评论家,现居南宁。主要著作有《新南方写作:地缘、经验与想象》等。

相关链接:

陈鹏:最耀眼的时刻正在发生,或即将到来 | 天涯·小说

老于头:生活修 | 天涯·小说

王樽:暮色中的寒鸦——卡夫卡与电影丨天涯·新刊

王璞:2023年,肖斯塔科维奇在波士顿丨天涯·新刊

白鲤:雾从何处来丨天涯·青年导演小说专辑

杨乾:有人夜晚追地铁丨天涯·青年导演小说专辑

高临阳:直视丨天涯·青年导演小说专辑

阳子政:长河悬停处丨天涯·青年导演小说专辑

汗漫:春水向东流丨天涯·国庆荐读

显示全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