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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视频】王尧:大学之“大”植根于生活之微 | 2024花地文学榜盛典特刊③

2024-11-14 来源:学路情感网

2024花地文学榜盛典特刊③

11月9日-10日,2024花地文学榜年度盛典先后在广州、深圳举行。王尧《日常的弦歌:西南联大的回想》(译林出版社2023年1月)获评年度散文,特发表其致敬辞、感言、专访——

【致敬辞】

当仅存八年的西南联大已成为传奇的时候,王尧尝试回到那些人物的生活中,聆听那个时代的日常弦歌,从而绘制出泛着拙朴色调的联大群像,以及师生们充实而丰盈的心灵图景。

其散文写作既有文学史的宏观视野,又有文学批评的细腻准确,蕴理性思辨于感性笔触,寓知识信仰于生命体验,将个人心志、历史洞察、文化浸润与社会观照融为一体,成为中国文坛一道独特的风景。

【感言】

南国“花地”对我来说几乎是乌托邦

王尧

谢谢《羊城晚报》,谢谢“花地”,谢谢所有评委们,这个奖对我有特别的意义。我青少年时期在苏北的一个乡镇中学读书,那时能读到外省的报纸非常少,其中就有《羊城晚报》。

小时候能看到花是菜花、稻花、桃花,所以南国的“花地”对我这一代从乡村走出来的青年人来说,它几乎是乌托邦。之前我的散文集和长篇小说也曾经入围过花地文学榜,但这次算是创造了我的个人纪录,特别感谢大家!

我在大学里念书和教书,经常会追忆那些大先生们的背影。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自然让我的心灵产生很大的激荡,抑制不住自己内心的冲动想去写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。后来我花了好几年时间去过长沙、四川、云南、昆明等许多地方,考察与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相关的路线和历史遗存。

关于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研究、著作及其他文体都非常多。但我自己的体会是,他们的崇高、他们的传说其实与日常生活相关。大家是建立在生活的维度之上的,所以我想从日常的角度来描绘我所理解的大师们。

我写这本书也在写自己。我们这一代人成长于改革开放以后,遇到了非常好的时代,和大先生们相比,我觉得我们这一代还是“小学生”。中国是散文大国,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,也有中国悠久的文章传统,所以这本书的写作也表达了我对散文的一种理解。

(文字整理:记者 周欣怡)

【访谈】

1、“若回到那个年代,我能否刚毅坚卓?”

羊城晚报:您的这本《日常的弦歌》似乎有“跨界”特征,您怎么定位这本书的归属类别?属于研究、评论、创作或融合?

王尧:在文体上,《日常的弦歌》是散文,是文学。这本书的内容涉及到史学,教育学等,但表达方式是文学的。如果说跨界的话,我确实融合了不同文体的一些元素。

要写好我笔下西南联大的人物和事件,自然需要做学术研究,也自然会有我自己的思考。前者,是写作的前期准备,后者便是写作者内在于人物和事件逻辑关系的评论。作为事件和人物的西南联大,是历史文本,我如何以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去叙述,这就是创作。写作本身是一个事件,是由多重要素构成的。

羊城晚报:西南联大并不算新题材了,您写这本书的初衷是什么?和其他同题材研究或创作比较,有何不同?

王尧:是的,以西南联大为题材的研究和创作成果丰硕,我从中获益良多。我曾经多次去西南联大和与西南联大相关的历史遗存考察,每去一次,都有震撼感,总觉得应当写些什么。

西南联大的“刚毅坚卓”成为一个时代的“传奇”,传奇几乎是关于西南联大研究和创作的色调。在考察历史遗存阅读历史文献中,传奇是怎样炼成的呢?

如果回到历史现场,我们会发现,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凡夫俗子,大学之“大”植根于生活之微中。崇高与卑微是传奇的一体两面。因此,我想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聆听不辍的弦歌。

羊城晚报:您在写作过程中查阅整理了大量关于西南联大的书目、档案,如何将文献融化于其中?

王尧:这么多年,我搜集整理了不少西南联大的文献和研究西南联大的文献,也接触过西南联大一些人物的后人。2010年7月,我去美国的纽黑文访问张充和先生,也谈到联大,她和梅贻琦先生等都有过接触。

作为一种历史散文,当然不能虚构,可以合理想象。但所有的写作都建立在历史文献基础上。文献进入文学文本有两种方式,一种是死的,大量引用;一种是活的,让它成为细节,再成为故事。

我反复研究文献,选择文献,然后理解它,再叙述它,关键是用自己的语言去叙述。这是一个基于历史真实的再创作,以抑制住机械复制文献的问题。

羊城晚报:您怎么定义自己的这种写作类型?它的技巧和难点?如何平衡客观史实与主观抒情之间的关系?

王尧:我虽然是个批评家,但我不喜欢定义文学。它是散文,但我现在无法清晰定义散文。研究教育学的朋友说这本书是教育史著作,也有朋友认为是历史的一种写法。所以,定义类型不重要。

写作这本书最大的难点是我不能重复别人,我要找到自己理解和叙述这段历史的方式。技巧是其次的,在散文之外,我吸收了小说叙事写人的手法,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我作为学者研究历史的方法。选择什么样的客观史实本身就有主观性,但这种主观受制于历史的整体性。

我以前是一个喜欢抒情的人,但写作这本书时,我抑制住了,主观抒发不是在历史叙事之外添加上去的,是内在于历史叙事之中的。那些人物、事件打动了我,我的笔端就带有感情。

羊城晚报:西南联大的这段历史在您的研究和创作谱系中,排在怎样的位置?

王尧:非常重要,首先是我思想和精神的一部分,然后才是研究和创作。我对西南联大的认识不一定都诉诸笔端,但一定在我内心涌动。我现在写作的一部长篇小说的下部,就是写主人公在西南联大的经历。

羊城晚报:您眼中的西南联大是什么样子的?怎么理解联大精神?写作此书有何特别的收获和感悟?

王尧:我无法用简单的几句话来描述西南联大,我对它的基本认识都写在《日常的弦歌》中了。相对于西南联大本身,所有关于它的文本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侧面。

人的一生中,总有一些风景让你流连忘返,时看时新,联大就是这样的风景。我觉得,西南联大的精神就是它的校训,“刚毅坚卓”。写这本书是自我成长的过程,我觉得写他们也是在写自己。

写作中,以及在讲座中,我多次潸然泪下。如果回到他们那个年代,我是谁?我能不能刚毅坚卓?我设想我生活在他们中间,他们的崇高肯定会照出我卑微的身影。是的,写作这本书让我觉得我和他们是同时代人。

2、作家应与人文传统有着血肉联系

羊城晚报:您曾经在《收获》杂志上开专栏,那应该就是您散文写作的正式开始?开设专栏有什么定位和目标?现在看来对您的写作有何影响?

王尧:2017年我在《收获》杂志开设了散文专栏“沧海文心”,这是我散文写作的一个重要阶段的开始。

2010年7月我从哈佛-燕京访问回国,在《读书》杂志写了“剑桥笔记”系列,时任《收获》副主编的程永新先生看了几篇,电话问我能否在《收获》写个系列。我非常激动,在《收获》开专栏不是小事,我得准备。我就说我想想,这一想就是五六年。已经担任主编的程永新先生再次致电我,我们商量确定写抗战时期重庆的文化人。

我研究过散文,也写过反思“文化大散文”的文章,想在文体上作些尝试。我想着力探索如何激活历史文献中的人文与事件,形成新的叙述。

其实,我的散文写作是和学术研究同步的,80年代就发表散文出版散文集了。2003年,我在《南方周末》开了一年专栏“纸上的知识分子”,后来也结集出版了。

《收获》专栏的写作,打开了我散文写作的另一条路径,这就是历史叙事。《日常的弦歌》是《钟山》2019年专栏的结集,延续了《收获》专栏的特点,虽然有些变化。这类写作也影响到我的学术研究,我在写作一本叙事体的当代文学史,因为这两个专栏的历练,历史叙事的能力得到了强化。

羊城晚报:给自己的小说处女作《民谣》打多少分?下一部小说准备写什么?

王尧:《民谣》发表于《收获》2020年第1期,译林出版社2021年出版单行本。我年轻时也有小说家的梦想,后来做学术研究,无暇创作,但这个梦想总在内心涌动。

《民谣》动笔的时间很早,2001年就写了小说的第一句话:“我坐在码头上,太阳像一张薄薄的纸垫在屁股下。”后来断断续续写,但一直没有完成。疫情之后,有比较多的时间在书房,我又重新写作,用了半年时间完成了这部小说。发表后受到批评家和读者朋友的热情关注,这对我的是很大的鼓励。

文学作品很难打分,但我知道自己尽力了,这是一部有个人特质和想法的小说。我第二部长篇还在修订中,接近完成了。这部名为《桃花坞》的长篇,写的是苏州沦陷后几个文人家庭的命运。

羊城晚报:您对“作家学者化”和“学者作家化”有何看法?这种研究与创作的双栖感受有何不同?论文、小说、散文等文体您更喜欢哪一种?以您的亲身经历而言,您是如何做到创作与研究两不误的?

王尧:很多年前,王蒙先生提出作家学者化的问题,是有现实针对性的。新文学时期的作家学者,不像当代这样角色分明,鲁迅先生也是学者,许多学者也是作家。这里有一个基本的问题是:专业知识、文化素养、人文情怀对作家和学者都很重要。很多作家都是饱学之士,但学者作家化不会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命题。

论文、小说、散文是不同的文体,在一定意义上散文是文学和学术的母体,所以我一直鼓吹传承中国的文章传统。但写论文和写小说是不同的方式。我对这三种文体没有厚薄之分,无论写什么我都很用心很投入。我因为写了散文、小说,在学者之外多了作家的头衔,在我个人看来,我只是一个写作者。

小说散文更偏感性,想象力重要;学术论著更偏理性,逻辑的力量重要。这些年,我保留了自己的感性和想象力。

羊城晚报:您日常的阅读和写作状态是怎样的?

王尧:日常的阅读,居多的是专业书籍,也翻闲书。在家是看纸质书,出差看电子书。我的阅读时间基本是在早上和下午,晚上基本在写作。现在年轻学生阅读很广,他们熟悉新知,我也经常让学生给我推荐新书和他们认为值得看的书。我大部分时间是做学术研究,写学术论著。我觉得自己的文字特别灵动时,就会去写小说。

羊城晚报:退休之后的写作计划是怎样的?

王尧:我现在还没有退休,但开始关注很多同事退休后的生活方式。对一个学者作家而言,如果写作是一种生活方式,在职和退休是一样的。如果退休了,没有那么多社会工作,也不用上课,自己应该有更自由的时间阅读和写作,专心做以前想做而没有做的事。我想再写几部小说,安静地写写字,我很喜欢书法。

羊城晚报:做一个学者,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?做一个作家,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?可以二者兼具吗?

王尧:学者、作家有不同的素养,但在独立思想、自由精神方面应该是一致的。对文字的敬畏应该不分学者和作家。

现代以后,知识体系、研究范式发生了很大变化,权威和大师时代过去了,学问的定义和之前不一样了。学术理想、问题意识、理论方法和解释世界的能力对一个学者而言是重要的。思想、故事、形式、语言,这些文学的要素对作家是很大的考验,我还要强调,作家的写作应当与人文传统有着血肉联系。

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二者兼具的例子,鲁迅、郭沫若、闻一多、朱自清、钱锺书、陈梦家等都是,沈从文也是学者,巴金是翻译家。

3、现代学人也流淌着联大血脉

羊城晚报:现在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任重道远,不仅很多普通人生活中质木无文,即使是学者文人,在研究写作时也有不少字句不通的,您对此有何观感?

王尧:文章传统的断裂,是造成这些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。当代的学者文人是在专业分工越来越细的教育体制中成长起来的,我们的教育重工具理性,轻人文价值。很多人在大学读书时,选修的通识课程很少,我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理工科学校或专业开设《大学语文》。即便是文学专业,也常常以研究的名义忽视语言能力和审美能力的培养。

我很早注意到这个问题,在会议上和文章中都呼吁重视母语教育,重视人文通识课,重视审美教育。在学术上,我主张人文学者的论文应该有自己的修辞风格,人文学者应该把文章写好。

羊城晚报:对于高校中通行的论文写作,以论文发表数量作为主要考核指标,您有何看法?

王尧:论文是一种学术文体,重在有无学术,有无真问题。这些年来逐渐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学术评价体系,这当然是一种进步。

但是,这个评价体系需要检讨和修正。单纯以论文数量作为主要考核指标,就出现了学术GDP现象,重数量,重刊物等级,无数论文很快泡沫化了,这在很大程度上伤害了学术本身,所以现在有关部门强调“破五唯”。我想,在改变这种评价体系的同时,学者要坚守学术理想,有敬畏学术之心就不会随意写论文。

羊城晚报:您理想中的高校、高校老师是怎样的?和西南联大时期的师生比较起来,现在的师生有什么优点,差距在哪里?

王尧:就像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一样,一时代也有一时代之大学和生活在其中的人物。历史有相通之处,但又不能简单类比。

西南联大当然是理想的大学之一,其中的很多人物留在了大陆,成为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先驱。在这个意义上,我们这几代学人也流淌着联大的血脉。他们的民族气节、世界眼光、学术理想、品德操守等都是我们的楷模。打一个比方,他们是“大先生”,我们是“小学生”,这就是差距。

羊城晚报:请给现在的高校老师和大学生推荐几本书。

王尧:这很困难,我特别怕开书单。我只能说,像大先生们那样,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。

文字访谈|记者 周欣怡

视频文案|记者 梁善茵

图、视频拍摄|记者 宋金峪 曾育文 刘畅 周巍 梁喻 潘俊华 实习记者 杨江

视频剪辑、包装|记者 方可茵 麦宇恒 余梓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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